近几年来，中央将南方官员大量调往北方。职位调动的背后或许正蕴含了环境的激变，有着深刻含义。对此，山东大学的黄少安教授有着自己的理解。

输送优势人才、资本能否重振东北

中国大量南方官员调动北方，背后有什么深意？直接原因首先是南方官员调动到北方可以促进北方经济的发展。

黄少安教授说：“如果你拿北方和南方比，拿北方的城市和南方的城市比，拿北方的最好的，最大的城市和南方的最好，最大的城市比。你会发现有一定的差距。”

从东北地区的经济振兴、衰落、再振兴人们便可以看见真相。新中国成立之后，按照苏联的发展模式，中国在东北地区推行了一五、二五经济发展计划，大力发展重工业。彼时飞机制造、汽车制造等众多的重工业项目落地东北，东北经济突飞猛进，成为了全国经济发展的翘楚。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开始推行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这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对中国传统工业模式的变革。在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南方大地的时候，东北地区依旧固守原有的落后发展模式，在经济转型方面，北方地区确实落后于中国发展潮流。

从前北方地区有着众多的能源、资源，然而出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企业在短时间之内疯狂掠夺，煤炭资源以及森林资源也濒临崩溃。

资源衰竭让北方地区的经济发展失去了原动力，南方地区的中小型企业却如同雨后春笋般竞相涌现。南方众多的岗位吸引了北方地区的劳动力，北方人口向南迁移，南方经济繁荣发展，北方却从此一蹶不振。

在黄少安教授的眼中，振兴东北工业基地是一个伪命题。南方经济腾飞之后，中国一直致力于推进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试图重新恢复北方经济的活力。尽管这样的政策已经推行了十几年，却依旧没有具体的改善。

其实，恢复北方经济并不是完全没有希望，主要还是应该找对思路。市场经济模式能够给北方带来新的活力，而长期在北方工作的官员并不熟悉，那么经验丰富的南方官员便可以查漏补缺。

培养人才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既然短时间内无法培养一个与北方新的发展要求契合的官员，那便通过市场机制聘请。

大量南方官员调动北方，实际上是一种人才的流动。事实上南方官员调动北方只是暂时的，他们承担的是技术顾问的角色，完成任务之后就会离开，不拘泥于固定的发展模式。

其次，南方官员调往北方，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国的制度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存在着众多的优势，其中人们引以为豪的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换句话说，就是个人服从于集体，地方听命于中央，全国统一领导，国家利益永远高于个人利益。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南方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之中杀出一条血路。南方官员在发展经济同时也积累了足够经验，再来到北方任职，也是国家的一种引进资金、技术、人才的方式。帮助北方经济振兴，是先富带动后富的具体体现。

这时，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便凸显出来。即使在经济发展程度较高的国家，依旧存在着地区之间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中国可以实现优势资本、人才在不同地区间的流动，然而对于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这种互帮互助就是天方夜谭。

在美国这样的联邦制国家之中，各个州相当于一个个独立的国家。不论何时何地，美国的个人利益都高于国家利益，这也是美国官员名义上的行政准则。

在美国，政府和人民充满对立。美国是一个向往民主权利的国家，而政府的存在就意味着管理，这与人们的向往是背道而驰的。

中国是一个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也正因如此，当危机来临的时候，政府拥有足够的能力调动资源。南方官员此前已经有了充分利用制度优势的经验，他们对于北方而言会如虎添翼。

而难道南方官员调动北方，输送人才与资本，就能重振东北经济了吗？实际上这背后还大有深意。这里要回到官员调动本身的意义来谈。

从历史看官僚制度与官员调动

黄少安说，从历史的维度来看，官员的跨区域调动在中国源远流长，而此次调动就是中国现代官员制度从古代官职制度中汲取经验的结果。

中国古代政权更迭，几乎每位君王都有着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建立统一的国家。如秦始皇灭六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王朝。而为了管理整个国家，秦始皇便将官员地位分成三六九等，从中央到地方逐级排列。

到曹魏时期，九品中正的官僚制度已经初具雏形。彼时为官之人被分成了九个等级，正一品、从一品、正二品、从二品、正三品、从三品、正四品上、正四品下、从四品上、从四品下、正九品上、正九品下、从九品上、从九品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九品。

自此，几乎历朝历代都延续了九品制度。唐宋时期，从第三品开始分出上下级，又形成了武官32个等级。直到清朝末年，九品制度才被废除。

官员的等级一般与实际的官职相呼应。以清朝早中期为例，内阁大学士是正一品，六部尚书是从一品，县丞为正八品，主簿为正九品，典史为从九品。品级较高而任实职较低的官员称“行某某官”，品级较低而任实职较高的官员称“守某某官”。

九品中正的官僚制度只是一种模式，至于真实的官职确定，其实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通常情况下，一品大官有着超强的能力与显赫的家世，而九品芝麻小官就是扎根基层的人物。君王会根据官员们的具体表现做出升官、贬官的决定，这就是古代的一种官职流动。

封建王朝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一直十分矛盾。一方面，加强中央集权需要削弱地方的实力。另一方面，地方官员拥兵自重，必然形成割据的局面，因为地方与中央的联系较弱，许多事情君王无能为力。古语有言“皇帝不下县”，就是这个道理。

也正因如此，人们可用一句话概括古代中国的治理模式：朝廷管官员，官员统士绅，士绅治百姓。

秦朝时期，全国推行郡县制，全国设置了36郡，后期扩展为40郡。郡守是最高的郡级行政长官，郡守下面设置郡尉、监察御史。其中郡尉负责辅佐郡守掌管军事，而监御史负责监察。

郡县制保证了政令的一致性，君主能够有效地加强中央集权，促进社会安定，国泰民安，经济迅速发展。并且打破了传统分封制，将地方割据混战的危机扼杀在摇篮之中。

如此上级命令逐级传达，地方各项工作有专门的官职人员负责，保证了管理的有序进行。郡县制之后，地方官员通过察举制、科举制等众多的方式向上流动，如此，选官的模式也更加丰富。中央通过科举制等手段在全国范围内选拔，官职流动，官员们所在的区域也发生改变。

人们可以从这些措施之中看出古代官职调动的真实目的。长期在地方任职，势力盘根错节，分裂割据的因素也暗自生长。适当的官职流动可以打破这种惯例，地方官员与地方的势力若即若离，如此对于加强中央集权意义重大。

正如黄少安所说的那样：“地方官员和乡村士绅的互动模式，直接决定一个地方的政治生态和治理效能：如果这二者协力配合，又相互牵制，则国泰民安；但二者一旦沆瀣一气，轻则尾大不掉，重则国家分崩。”

现实意义

如今中国南北方官场的真实状况，可以从历史中获得明鉴。封建王朝虽然覆灭，其众多为官政策与标准在今天同样适用。而南方官员集体向北调动，打破北方原有的格局，则是增强了南北双方的活力，对于南北来说是双赢的结果。

黄少安教授曾经比较了东南省份与北方的经济大省，最终的结论是南方省份政府的执行力更加强大。南方为了更多释放市场活力，政府的作用范围很小。北方对地区发展大包大揽，部分政府官员甚至直接通过行政手段干预企业的经营管理。

就像黄少安说的那样：“北方经济持续衰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正确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官员的南水北调，将一些南方官员送往北方治理，而将北方的官员调往南方历练，正是为官员们提供离开自己的舒适区，寻找不一样的发展模式，为社会发展创造活力的机会。

不论如何，大量南方官员向北调动最终的目标，还是为中国的建设服务。如今中国是一个拥有14亿人口的大国，国家治理的难度远远超过人们的想象。人口膨胀、疆域辽阔，经济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充满不可控，难以依靠人民群众自由发展，需要领导干部在其中起到管理、引导的作用。

因此官员在中国的地位举足轻重。“在我们国家现有经济体制下，官员的个人的素质和眼光和决策的能力还是很重要。”黄少安教授如是说。

毫不夸张地说，一个省份的官员素质甚至可以影响整个地区的未来走势。官员通常代表的不是自己，而是党、政府甚至是国家。一个全面发展的官员不仅仅应该有出色的工作能力，还应该用崇高的道德和法律标准约束自己。

从这一个角度来看，担任中国地方官员远远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简单。中国南北经济发展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因此官员任职也讲究因地制宜，每一个省份的具体发展政策都立足于实际。要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力量，中国官员依旧有漫长的道路要走。未来如何，我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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